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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丽嘉

《盛京时报》的社会新闻版面刊登了多则风土调查和风俗调查通告。这些调查通告由不同政权不同部门所主导，从文字内容上看，调查的施政参照意图明显，大要分为以下几类：1.清政府为编纂民法进行的调查；2.奉系军阀统治期间地方政府及民间人士主导的风土资料调查；3.转载南京国民政府民俗调查的新闻；4.伪满政府各部门为修方志及其他意图的调查；5.日本殖民机构进行的调查。日本对东北地区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可能是此类调查的产物。

日本主导的风土、风俗、民情调查大概始于1909年[1]。1909年2月26日，《盛京时报》载《调查华北民俗》调查通告：

关东都督府于州内华人之行政因华人之风俗惯习与日人相异，于除番判事宜外，各种政务上时有隔膜，办事颇行棘手，是以此故，拟以州内风俗及宗教等各项切实调查以齐办公之便。

这是一次由关东都督府组织的风俗调查，其目的为解决中日办事人员在“各种政务”上的隔膜，调查内容为风俗及宗教等。关东都督府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于次年在辽东半岛管理地区设立的租借地管理机构，其内部专设机构负责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物产交通、军事国防、自然地理和文化教育动向调查[2]，并形成了系列调查报告、丛书、定期出版期刊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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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民俗考》书影，满洲事情案内所编，1940年

一、作为殖民准备的风土调查

在东北地区进行各种调查以服务于殖民统治，是日本政府在台湾殖民管理策略的延续。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后，为迅速有效地实行殖民统治，台湾总督府主导开展了一系列“旧惯”调查，搜集了大量台湾民俗资料[4]。关东都督府成立后，一批原台湾总督府高级官僚出任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官员，到任后即在东北地区进行各种调查。1932年，伪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在中国的“建设事业”已经从“计划时期进于实行时期”。为切实有效地进行殖民统治，日本方面认为“彻底理解国家之特点，实为重要”[5]。殖民地建设事业的各方面均须参照利用中国国情，风俗、信仰和习惯的调查。1933年，日本侵华期间的调查机构满洲经济事情咨询所成立。1934年，此所更名为满洲事情咨询所。该所负责为“满洲国”、日本驻华使馆、“满铁”、日本关东厅、日本驻中国东北海军司令部完成调查等任务[6]。1933年6月4日，《盛京时报》发布《满铁当局计划研究满洲风土气候》通告：

大连 满铁满洲医科大学与卫生研究所，关于满洲之风土气候，以至于衣食住之适宜于用者，曾行以研究。刻间建筑及避体的，已研究毕，将行发表之。惟满洲、胶东州，满铁沿线各地，与生活较高之日本人对立者，皆为满人。今后日人将伙移于满蒙，故关于移民之衣食住上，须行以彻底的研究满铁卫生课？以增加预算五万四千余元，作为计划金，以两个年开的计划，再满洲医科大学，及满铁卫生研究所中施行根本的研究云。

调查内容包括“风土气候”“衣食住行”“建筑及避体”。其中“建筑及避体”已经研究完成，“避体”显然是军事用语，这表明前期所进行的调查预备军事侵略的意图。此次调查则为日本移民东北做文化适应和风俗改良的准备。

1934至1935年间，日本加强对中国调查的密度和强度，对东北地区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农村地区的调查内容包括“概况、户别两方面。概况包括沿革及现状、风土、土地、村政、及农村诸团体交通及交易，农业及其他生业，衣食住、社会生活、卫生教育、信仰及习俗，住民之风纪等要项。户别则包括现在人口调查、移动人口调查、土地作物调查、土地利用调查、农业经济调查、肥料饲料调查、劳力调查、收入调查、支出调查、债情存款调查、资财调查等要领”[7]，乡土民俗歌谣的调查项目包括乡土名称之由来、乡土传说之神话、乡先贤轶闻道事、民谣（俚语）、乡土关系文献及地方名著、特殊风俗习惯及迷信、地方民族变迁之缘由等[8]。从民俗学、人类学、民间文学的学科视角来看，这些调查积累了东北地区经济、社会、风俗、宗教、交通等方面的文化资料，使得今人可以一窥当时社会文化的形貌特征。同时，这也是日本文化侵略行为的鲜明表现，其调查打着“日满亲善”的幌子，以“谋福国利民”、改善风俗礼教[9]为借口，实为巩固日本在华统治，实行王道新政，以实现其全面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

1938年3月9日，《盛京时报》发布黑龙江齐齐哈尔地区《注重社会风教，各地调查民谣》的通告，称“民谣有关社会风教，而立国精神，由基于国民精神生活之必要，社会风教及国民精神，由民谣之中可以探索其充实之资料。是以为社会行政之参考见地，中央民生部当局饬令各省转饬所属，着手调查各地民谣流行状况”[10]。调查民谣种类：一、一般最广泛之流行小曲，如茉莉花、采茶等；二、太平歌曲，市俗之秧歌调，如春季秧歌唱曲、十二月里-拜年词等，三、俚词，俗陋之歌，如新娘词、牧童歌等，四、其他，此外凡类此之民谣歌曲。调查在使用“民谣”概念时倾向于其“歌”的维度。通告一经发出，各地积极响应。1938年3月29日，安东发布民谣募集通告，重申调查目的为了解“全国各地民谣之所嗜，而藉以研究教化”[11]；1938年4月14日，三江省“省署征集民谣俚曲”，称调查民谣“以期有补社会、改良风教，及国民生活改善起见”[12]；1938年5月5日，沈阳县强调民谣对国家文化的意义，“以民谣对于国家之文化，及念之趋归，关系之巨，如影随形”[13]。1939年8月17日，辽阳募集乡土民谣，“宣扬辽阳之特异性”[14]，将民谣作为地方文化特性的宣传。

1914年1月，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学会所办通讯月刊上发布通知，征集儿歌、童话，目的“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15]。1936年，胡适在《歌谣周刊》的复刊词中提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歌谣搜集的“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认为“民间的歌唱最优美的作品……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16]。中国知识分子征集歌谣以此作为保存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资料，作为儿童教育的参照和扩大中国文学范围、创造新文学的借鉴。而《盛京时报》所见民谣征集，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国民履行征集义务，具有明显政治性，其“社会风教”，无非以所谓“建国精神”抹杀东北民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感。

二、民谣与国民性研究

基于此间调查，日本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满族民俗学研究著作。主要有《满洲及满洲人》《满洲的传说和民谣》《对满洲农民的理解》《满洲的习俗》《满洲娘娘考》《满洲农村民谣集》《满洲民俗考》《满商招牌考》《满洲国现住民族》《满洲民族志》等。歌谣研究著作有松本二郎的《中国民谣》、奥村义信和谷山鹤枝的《满洲的传说和民谣》、新京满洲事情案内所《满洲农村民谣集》、谷山鹤枝《满洲的习俗与传说·民谣》、大石进海《中国民谣》、藤泽由藏民谣集《黄土之声》、柿崎进《中国民谣和童谣》等[17]。

在《满洲农村民谣集》的序文中，奥村义信从学术的和国家的两个维度阐述满洲民谣搜集的价值和意义。在“满洲国”十年之际，“要理解现实的国情”，就要首先“了解在这复合民族国家里占多数的满、蒙古两个民族的性情”，出于“多个视角不断的对此进行考察的需要”，故而“搜集了许多满汉农村自古流传下来的民谣”，因为“这些自古传下的民谣培养了他们，民谣中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心情，胜过更多的语言表达”，故可以“从更深层次考察流动在其中的满汉两个民族特异的民族性格”[18]。从学理层面说，奥村义信的观点既认识到了歌谣与民族性格之间的关联，又关注到了歌谣在政治教化与统治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文化与人格学派是20世纪文化人类学重要流派之一，其理论焦点在于文化与人格之关系，认为一个文化的基本人格类型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人格形貌。基本人格是文化的基础，文化的凝聚力、认同感和稳定性来自于具有某种基本人格的成员。社会运行机制会对基本人格产生影响，一个文化的民俗传承、神话传说、礼仪禁忌等可以反映出其所属文化的社会运行机制。[19]奥村义信对歌谣与民族性格之间学理关联的陈述，带有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理论痕迹。文化与人格学派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研究是国民性研究的代表，她本人也曾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国民性。日本学者通过在东北的歌谣调查考察中国人的“民族性情”。两者共通之处在于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研究被纳入战时国家战略。

《满洲农村民谣集》书影，满洲事情案内所编，1940年

自办报之日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东北地区各界人士就对《盛京时报》有着明确的定位和认知。1922年，中岛真雄发表创办《北大新报》计划，哈尔滨各界强烈反对，并成立“滨江各界联合会”发表公告讨伐《盛京时报》，认为“《盛京时报》乃日本机关报,人人皆知。开设十七八年,敲诈诬造,无所不为。因系日本保护之力,不受我官署取缔,是以我官署无论如何被敲被骂,均隐忍吞声,敢怒不敢言”[20]。1928年，戈公振批评此报有“离间我国人”[21]的行径。有学者考证《盛京时报》的创办者中岛真雄为日本在中国安插的文化间谍[22]，他的间谍任务是“精密调查政治及战略战术等实力及地理等……此实属我国对清国之长计”[23]。

1940年，满铁调查部长田中清次郎为《满洲历史地理》的再版作序，说满铁“肩负经营满洲之经济及文化重责”，这些经营必须“立足于学术基础上”。[24]解诗学则评价作为“国策会社”的满铁，为日本炮制殖民政策，以其调查为殖民经营抹上“学术”色彩。[25]日本近代史学者冈部牧夫认为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不可能与当时日本的社会方针根本对立，“中国革命的进展，事实上是20年代满铁的重大调查课题”[26]。通观《盛京时报》所发表的风俗调查通告、民谣征集通告，集中发布于1908—1910年、1933—1935年、1938—1941年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恰好呼应着日本侵略中国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取得俄国在关东地区的殖民权益、建立伪满洲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刺探“中国革命的进展”和洞悉民众社会心态，歌谣成为隐秘的调查锚点。因此，日本在中国的歌谣调查、整理和发表，有着明显的殖民学术倾向[27]，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民众的意识和生活感情[28]。

注释

[1] 王铁军认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最早对东北及蒙古东部地区进行系列调查的日期始于1910年前后”（见王铁军,日本关东都督府的东北调查[J].日本研究. 2013(1)。1909年2月26日《盛京时报》的这则调查通告发布地区为“关东”，即当时日本所管辖的金州半岛南部，旅顺和大连地区。故，关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调查日期可以向前推到1909年左右。

[2] 王铁军.日本关东都督府的东北调查[J].日本研究.2013（1）.

[3] 参见：解学诗.评满铁调查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0-46.

[4] 李天星.殖民学术：日据时期台湾民俗的调查与研究[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3(4).

[5] 论中国建设事业之趋向：哈斯博士之报告[J].盛京时报.1935年12月11日.

[6] 晓春,黄术志.“伪满”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东北民谣的搜集与整理——以《满洲农村民谣集》为例[J]. 满语研究.2010(2).

[7] 盛京时报.1935年1月16日

[8] 盛京时报 1939年3月4日.

[9] 盛京时报 1937年2月5日.

[10] 盛京时报 1938年3月9日.

[11] 盛京时报 1938年3月29日.

[12] 盛京时报 1938年4月14日.

[13] 盛京时报 1938年5月5日.

[14] 盛京时报 1939年8月17日.

[15]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J].《歌谣》周刊第33号.1923(8).

[16] 胡适.复刊词[J].歌谣,1936:(2-1).

[17] 晓春,黄术志.“伪满”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东北民谣的搜集与整理——以《满洲农村民谣集》为例[J]. 满语研究.2010(2).

[18] 转引自晓春,黄术志.“伪满”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东北民谣的搜集与整理——以《满洲农村民谣集》为例[J]. 满语研究.2010(2)

[19]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73-175.

[20] 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各界联合会反对《大北新报》公告[N].黑龙江报刊,1985年内刊版:247.转引自曲晓范、潘华,中岛真雄与近代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化报纸.日本学论坛.2007（3）.

[2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91—92.

[22] 从邵加陵编译的《中岛真雄在中国是怎样办报的》一文来看，中岛真雄在华办报事业的每个节点都得到了日本官方的支持，且在办《顺天时报》期间，的确存在传递文化情报行为。

[23] 涂鸣华.日本文化间谍中岛真雄在华的办报生涯评述[J].新闻春秋.2014（2）.

[24] 转引自 解学诗.评满铁调查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25] 解学诗.评满铁调查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26] 冈部牧夫,20年代的满铁和满铁调查部[C], 历史公论. 1979(2).转引自：解学诗.评满铁调查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27] 对于满铁调查及其调查成果之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日本学者进行过反思性评论，认为“调查虽有价值，但以日本军事统治为背景的调查不会是纯学术的”（古岛敏雄,读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C],《历史学研究》第166号.）其他有关殖民政治与“左翼调查员”的复杂问题讨论史料参见：解学诗.评满铁调查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18.

[28] 野间清,中国惯行调查的主观意图与客观事实[C], 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60号，1977.转引自解学诗.评满铁调查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4.

作者：杨丽嘉，复旦大学中文系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博士，现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儿童口传文学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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